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：高考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录取过程中

这几天更改地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葛剑雄的一篇文章《更换地名，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记忆的危险》成为转发量最高的一篇文章，也代表了大众对于更改地名的普遍态度。

这几天又是高考陆续放榜的时候，作为中国教育最前沿的“呼喊者”，葛剑雄在教育上的声音同样值得大家进行思考，我们的教育状况到底为何？一些问题为何如此根深蒂固？如何才能接收获得一个良好的教育？

五年前在上海就教育问题专门采访过葛老师，他对中国教育的状况，特别是其中的问题有一针见血的认识。在即将面对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时候，不妨看一下葛老师的这篇访谈，对我们身处的教育环境有一个更为深入地认识。

葛剑雄，复旦大学教授，全国政协委员

W：刚刚结束的考研又有泄题事件出现，为什么中国会反复出现 像高考、考研泄题这样恶劣的教育事件？

G：中国今天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多带带的教育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显影。

今天考研出现的问题，为什么跟公务员考试、司法考试都一样呢？因为它们同整个中国的社会各方面的倾向是连在一起的。比如说作弊，是学生在作弊，还是老师在作弊呢？也许两者都有，但是关键都不在他们。现在整个社会在作弊，家长在作弊，社会上那些利益集团在作弊，甚至某些腐败的官员在作弊。所以现在中国教育难就难在它已经社会化了，甚至幼儿园的学前教育都已经社会化了，如果再只盯着学校、校长、教师，学生，那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教育问题的。

照理来讲，教育特别是被称之为“象牙塔”的大学，应该相对独立于社会。但在中国教育的独立地位早就丧失了。中国的大学也好，中国的幼儿园也好，都与社会连接成一个单位，没有任何独立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要求大学能够独立于社会，抵制社会的腐败，或者置于社会腐败之外，能办得到吗？办不到的。

尽管现在大家讲的教学理念（给教育独立地位），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因为起到法律作用的《教育法》、《高教法》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，（注意法律条文讲得很清楚），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所以大家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要脱离这一个前提，不要动不动就拿民国时候的标准、美国的标准来考量，那是行不通的。

W：“教育的去行政化”已经提了很多年了，但行政化依旧积重难返。如何改变教育的行政化？

G：在中国目前阶段，行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没办法取消的。我们也反对全盘行政化，什么事情都“化”了，都照行政来。如果今天突然把大学行政取消了，那会寸步难行，因为整个国家就照这个体系在运作的。我以前当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比较清楚，如果图书馆直接从外国进口书，订港台那些报刊的话，按规定要正厅级以上的单位才可以订，如果大学取消了正厅级别这个限制的话，同学们要不要去订港台的报纸、报刊？

W：基础教育的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，包括提倡素质教育，似乎一直在尝试很多努力，但似乎并未取得多少效果。

G：这里要提的一点是，素质教育跟应试不矛盾，不是说这个人素质很高，考试就考不好。在今天这个社会、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应试，招聘是不是应试么？如果都取消了怎么来选拔呢？应试没有错，但是不能什么都靠应试。是我们的体系有问题，方法有问题，而不能责怪应试，为什么你老是发挥不出水平来，这证明你的素质并不高，素质高的标准里面应该包括有很强的应试能力。

W：为什么提倡了很多年的高考改革一直未见成效？

G：高考承载了很多不应该由教育本身承载的压力。所以我再三强调（教育问题）不是靠高校自己能够解决得了的，所以我也反对把高考作为突破口来解决教育问题。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高考已经是很公平的了，高考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不是高考的，而有的问题是靠高考本身做不到的，比如说现在的多元录取制度，那么请问在现在中国社会的情况下，怎么保证学校报出来他（被推荐人）成绩以外的东西是诚信的。而且推荐包含两个考虑：一个人是否诚信，还有推荐人本身的鉴定标准很可能也有问题。

现在出来问题都不是出在考试本身，出在录取的过程当中。

W：如何来改善（教育）呢？

G：我提了很多年了，国家要给每一个年轻人同样的人格待遇，同样自由的选择，同样获得一个过得去的比较体面的经济生活机会，只有那样教育才可以算是做得比较好。现在不管是学生、家庭、还是社会，为什么大家都要拿大学文凭，都要读名校？因为当前中国只有这些人有出路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如果普通的工人、灰领、技师都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，经济上同样有很好的待遇，大家为什么就一定要奔大学呢？

为什么发达国家有些大学生毕业之后愿意做农民呢？我们的农民什么地位？我们的农民连一个组织都没有的，谁来保护他们的利益。今天的农民工有大学生的地位吗？今天的企业里面，高管跟普通工人的地位一样吗？

我们应该提倡义务教育均衡，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穷乡僻壤、每一个孩子大致都能得到相同待遇的义务制教育。用现在的话讲小孩子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了。小孩子差异没有那么大，城乡之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差距。在义务制教育结束以后，引导他们分流，哪些做工人，哪些做农民，哪些做技师、工程师，哪些进大学。国家保证大家的社会地位、人格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时候教育才能够发挥到应有的作用。也就不需要这样恶性的竞争，会是比较良性的、有序的。

W：如何来实现教育的真正公平呢？

G：国家只能保证基本的义务教育，（对于）其他教育，个人也需要付钱的，没有那么多公平的。这几年改革就是要把民众中间的利益诉求都要诱发出来，实际上做不到，包括教育也是做不到。

我也到了几个还不是最贫困的地方了解，义务制教育标准还差很远。国家应该有能力去做义务制教育。如果国家夸口一下子要办多少世界一流的大学，这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如果国家下决心要把中国的义务制教育都办成世界一流，这是完全做得到的。世界一流的小学办不出来啊？我们一定办得出来。也许有人说贫困地区很落后很难办出好的小学，那为什么贫困地区的政府提高得很快，而学校提不上？有人说教师不肯去贫困地区，那为什么有些公务员愿意去贫困地区？不是要求教师待遇要比公务员高吗？

W：教师是不是也要为高校的“整体堕落”担负一定的责任呢？

G：首先我不赞成现有的说法（对高校教师的污名化），多数高校教师还是勤勤恳恳的，包括他们的学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。

这里面一个要剔除社会对教师的影响，如果说民国时期大学多少还有一点独立，而今天这个社会根本就没有给高校独立。又比如说照道理教师基本的生活水准应该由政府跟社会保证的，否则他有什么基本的尊严呢？但是曾经一度没有办法，工资太低，就变相地想出来发补贴，发奖金。奖金本来是奖励先进的，现在变成很多大学教师的津贴奖金比工资还高。津贴奖金的钱从哪里来？就把科研经费中的一部分转为奖金津贴。这个怎么能够说明是教师堕落呢？这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。我曾经问科技部的领导，难道科研经费变相地作为津贴你们不知道吗？他们也很清楚。

W：但高校教师还是有一些问题的，像教师论文抄袭。

G：应该讲这些抄袭、剽窃的事件还是个别的，但是学风不严谨是普遍的。而学风不严谨有的时候又是跟制度相关的，比如教师评职称需要论文数量。就可以同样一篇文章变成三篇。

所以作为个人要检查自己人性的方面，但是社会要在制度上，学校要在环境上恢复到一个能够比较自由做学问的状态。如果能够这么做以后，我想真正完全差的应该是少数。

来源：孟大夫子